在中國近代的四大高僧（太虛、虛雲、弘一、印光）中，以印光大師為專弘淨土。他的一生，注重戒行，會通儒、佛，在社會上有廣大的信徒，對傳統的中國佛教信仰，注入了新的生機。
對於這樣一位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的佛教大師，居然在民國後，社會與文化都有大變化之時，大獲成功；到底其成功的秘訣何在？他經歷了何種過程和奮鬥，而後有了如此傑出的表現？值得任何關心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人，來探討。
本文的前述六章，除第一章緒論外，皆在解說這些問題的背後原因。我們發現有幾個原因是相當重要的：
一、傳統的佛教因素：印光大師雖一生專宏淨土法門，最初卻是基於自己出家學佛的需要，而後才成為影響信徒的主要思想——如果我們對淨土思想，以及其在中國社會普及的狀況，有瞭解的話，當會發現這是最深入社會大眾的佛教信仰。這一思想淵源及廣大的基礎，是現成的大舞臺，只等待像印光這樣的大師出來，即可產生共鳴，發揮影響。故構成了成功的要素之一。
二、印光大師的家庭教育，使他具有深厚的儒學基礎。當他二十一歲出家時，較之一般自幼出家的僧侶，更具治學的優越能力。因此，他不但可以明確自擇學佛方向，也可以獨立、超然的立場，將心得表達出來。他不必汲汲追隨他人，卻可以流利、雄辯的文章，發揮自己的見解。這樣的條件，使他藉文字般若，即可說服社會，而不必到處奔波宏法。
三、印光大師離開陝西和北京，來江浙精華區的普陀山法雨寺苦修，一方面使自己處於陌生的環境，必須更加刻苦自勵的精進佛法；另一方面，因接近人文發達的精華區，亦使自己有較多機會接觸高明之士。兩者互為助緣，於是一個苦行的高僧形像，便會在適當時機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否則，以印光大師的與世隔絕情形，如果依然處於陝西或湖北的佛寺，將不易為世所知。成名固並非印光大師的本意，因他一直避免涉世太深，恐其妨礙修行；但終不得不出而涉世的原因，和一些知識份子交往，有極大的關係。高鶴年、徐蔚如等熱心人士的出現，才使印光大師成為社會大眾歸心的焦點。
四、儒、佛的會通，在實際上有互補之處。因而使印光大師的宗教實踐方法上，具有普遍性的特質。它淡化了純佛理的艱深色彩，卻因而更為社會人士所歡迎。這依然是傳統思想的主流，加上印光大師的個人經驗，所交織而成的結晶。故此在本文的第五章中，特別詮釋了這些內涵。
然而，這幾個因素，如非配合印光大師一生的淡泊名利，誠懇待人，熱心宏法，以及對佛法的修持經驗，將難以產生長久和廣大的影響力。
這種人格的感召，使他較其他同時代的幾位高僧，更具親和力，也較少樹敵。因而，無論他生前死後，都不斷地被人懷念和敬仰。
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主要為淨土法門，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已獲得學術界的肯定，故陳榮捷博士特別指出他是近代佛學復興的第一人，對幾百年來已經衰微的中國佛教的淨土宗賦與新的生機。而在佛教界方面，他的成就也是公認的，正如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傳略中所提到的，弘一大師的讚美：「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連太虛大師也讚美他為「清季民初，盡一生精力，荷擔斯法（按：即淨土法門），解行雙絕者。」（註一）
的確，中國佛教思想，自唐中葉以後，其他宗派皆失去了活力，只有禪淨兩宗，成為中國民眾信仰的主流。而禪淨合流的主張，經北宋永明延壽而到明末的蓮池及蕅益兩大師已達高峰。清末以來，則因禪宗沒落，淨土宗因而成為主要的法門。但是，在印光大師出家當時，淨土法門並無真正深刻修持的大師，在社會上趕經懺營生成了佛教主要的活動，這對清末、民初那種多災多難的中國社會，難以發揮大乘佛教佛大的濟世精神，因此招來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嚴重歧視，因而造成佛教發展的重大危機。雖有熟心護法的居士，如章太炎之輩的維護佛教，但是，如非佛教界本身能夠深刻反省，振衰起弊，佛教的沒落是無法避免的。印光大師有見於此，為挽救佛教的衰微，故一方面長期刻苦精修淨上法門，一方面藉文字般若向社會大眾宣說，終於促使中國佛教走上復興之路。這就是他的偉大貢獻和成就突出的原因。
印光大師的奮鬥歷程及其與時代環境互動的因素，皆與上述情形有關。對於關心中國佛教未來命運的每一個人，印光大師的典範是值得研究和效法。這也是筆者研究印光大師的生平輿思想的最大收穫。
〔註釋〕
註一：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七，頁四，太虛〈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