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崇恩主義的宗教，父母、眾生、國家、三寶，稱為四恩，孝養父母、廣度眾生、愛護國家、恭敬三寶，不是為了求取什麼，完全是為了報恩的動機。所以對一個正信的佛教徒，不容懷疑他的國家意識。
佛陀釋迦世尊，成道之後，經常在外遊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國迦毗羅衛，但當他晚年時代，舍衛國的青年國君琉璃大王，為了報復迦毗羅衛國在他少年時代給他的侮辱，便發動大軍，誓言消滅迦毗羅衛的釋迦種族。這被佛陀知道了，便一個人在琉璃王的軍隊必定經過的道中，坐於一棵枯樹之下，任由烈日曝曬。琉璃王見了便問佛陀，何以不坐在有葉的樹蔭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親族之蔭故勝外人。」（增一阿含卷二六等見品之二）
就這樣，琉璃王進軍了三次，三次都見到佛陀坐在枯樹之下，所以也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這是釋迦族的共業，也是無法挽救的定業，雖然同情與惋惜，也是愛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進軍時，佛陀才放棄了挽救故國厄運的努力。
在中國佛教史上，比如玄奘大師出國之後，曾為中國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輝煌的成果，雖在印度受到了崇高的敬仰，但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國的懷抱；法顯大師在錫蘭時，有人供養他一面中國的白絹扇子，他在異地見到了祖國的東西，竟然激動得「淚下滿目」，這種熱愛祖國的情懷，實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
在唐朝的天寶年間，安祿山造反，因為國庫的財政貧乏，就有神會大師出來，幫助郭子儀，大事籌募，以「香火錢」所得，接濟當時的軍需，終於平定了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
明朝的開國之君朱洪武，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漢人的政權，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民族英雄。但是誰也知道，明太祖不僅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在他少年時代出過家。
近代有一位宗仰法師，是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對國民革命，也曾付出了許多的貢獻。
當然，若從佛教的理想社會而言，佛教決不是偏狹的帝國主義者，而是徹底的無政府主義或世界大同主義，乃至是無限的宇宙大同胞主義，因為他愛全人類乃至愛一切的眾生。可是，民族主義乃是達到一宇宙大同胞主義的基礎，若要達成這一目的，必先要從熱愛他的國家民族做起，否則便無從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