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生存發展的歷程，在世界上所有文明民族的歷史上都曾經有過嚴格的性道德，雖然有時甚至嚴厲到成為性禁錮。任何有利於人類生存發展的道德，實際上都是對有害於人類社會生活的無節制本能行為的約束，性道德也不例外。人類實行群體的社會生活，為了整體的生存發展，必然要求每個個體的行為都符合一定的社會規範，以維護群體的穩定和繁榮。這就決定了人類社會必須建立在個體和群體行為都受到必要約束的基礎之上，其中對性行為的約束更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以至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歷史上形成的對性行為的社會約束，就不會有今天的文明人類。這就是為什麼在互相隔離的地理環境中獨立發展起來的不同文明民族，雖然各自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差別很大，然而卻都形成了十分相似的性道德觀念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儒家文化，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從西亞到北非的伊斯蘭教文化，都是明顯的例子。這些世界上從古代延續下來的主要文化中都包含著嚴格的性道德，儘管表現形式不同，而且顯然還存在著程度不等的應該被摒棄的性禁錮，但其中的合理成分都是文明的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那些在歷史上未能形成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性道德的民族，或者是那些在形成性道德後又消失了的民族，不是為歷史所淘汰而不復存在，就是在文明的進程上發展緩慢，停滯不前。
人類社會必須對性行為進行約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人類的本能而言，性慾帶來的快感是所有軀體慾望在獲得滿足後，表現得最強烈的一種，然而社會行為規範卻偏偏要壓制個體對這種天賦的強烈快感的追求。其中必然有著與人類命運攸切相關的內在原因，而決不可能是偶然的，或者是平白無故的。
性道德的形成雖然與多種因素有關，並且其中社會學的原因佔有更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歷史的今天，僅僅就生物學因素，即由優生和性傳播疾病構成的醫學問題來看，便足於闡明人類歷史上為什麼要對性行為進行如此嚴格的約束。特別是對今天正處於艾滋病嚴重威脅之下的當代人類，在飽受性放縱帶來的巨大災難之後，更應該冷靜地對所謂的「性解放」進行深刻反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有必要對人類的性道德進行回顧，重新認識形成性道德的歷史原因，認真思考如何正確對待歷史形成的性道德，是在揚棄其糟粕部份的同時繼承其合理成分，還是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就在於不論在如何複雜的文化環境中，都能始終保持其賴於生存發展的傳統價值觀，而不是隨波逐流為他種文化所淹沒。我們民族必將從西方的「性解放」災難中汲取教訓，而決不會盲目倣傚，重蹈覆轍。
優生類
社會最早的性約束是禁止亂倫，在父女、母子、兄弟姊妹間嚴格禁止發生性行為。在有些文化中，更進而擴大到禁止所有近親之間的兩性關係。
原始部落的一個群體通常只有幾十名成員，部落內的族內婚造成近親繁殖，會造成體質的逐漸退化，健康狀況一代不如一代，而部落間的婚配則能產生強健的子孫。原始人在代復一代的生活實踐中認識到近親繁殖會產生孱弱的後代，於是部落內部的族內婚逐漸向部落間的族外婚發展，族內的兩性行為就成為亂倫而遭到禁止。人類的性行為開始受到社會約束，保證了原始人類向著文明社會的邁進。僅此一點，我們就不可輕估性約束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最早的性約束都會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現，因為原始人不可能知道遺傳學原理，他們把族內婚會產生不健康後代看作是神的懲罰，所以禁止亂倫就是神的旨意，不可違抗。這就在實質上形成了人類最初的性道德。
從族內婚到族外婚是一大進步，但仍是群婚，子女只認識母親，不知道父親，近親之間還可能出現性交，優生也得不到保證。當母系社會的對偶婚出現時，優生又向前進了一步，但還是可能出現同父異母的後代之間的近親亂倫，因為這時的對偶婚只是相對穩定，關係並不牢固，所以同父異母的子女彼此不能識別血緣關係。直到父系社會嚴格的一夫一妻製出現，不僅直系血緣不得亂倫，就連三代或五代旁系都不能通婚的性道德習俗形成時，人類的優生方得到可靠保證。
當近代遺傳學理論闡明瞭優生的本質時，人類才回過頭來認識到婚姻制度發展在人類體質進化上的重大意義，從而證明了以性道德形成出現的性約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
保護女性健康
性亂，女性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按理性道德的要求男女青年都保持婚前的童貞，然而傳統的性道德卻片面要求女性保持童貞，對男性卻要寬容得多。從表面上看，這完全體現了封建社會的男女不平等和對女性的束縛，其實卻包含有對女性保護的合理內涵。女童過早性交的害處顯然大於男孩，青春期前女童的陰道粘膜是單純柱狀上皮，經不起摩擦，而且容易受感染。處女膜的存在，從生物學上就設置了陰道保護幼女生殖系統健康，防止污物進入陰道的解剖學屏障。女性要到性發育成熟後，陰道粘膜才演變成為能經受摩擦的鱗狀上皮，所以過早的兩性行為對女性會造成損害。
封建社會，單方面要求女性保護婚前童貞，對男性卻無此約束，還包含著另一層對女性的保護。古代，在沒有避孕措施的條件下，如果不對處女提出這一苛求，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婚前性行為，而且必然要引起未婚先孕。男性在沒有婚姻約束的情況下，可以只圖性滿足而並不對性行為的後果負責；女性則不然，要對懷孕承擔全部責任。在古代，墮胎有生命危險；在私有制社會中要是生下私生子，此後的出嫁就會遇到極大的麻煩，況且私生子又由誰來撫養。即使是現代，未婚女性雖然採取避孕措施，失敗也是常事。人工流產同樣損害女性健康，因人工流產引起大出血、子宮穿透傷、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並不罕見。美國有許多州不准人工流產，女童生孩子成為普遍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嚴重損害了少女的身心健康，也給非婚生子女帶來災難，並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性亂對於成年女性健康的損害也是極為明顯的。健康的、不性亂的女性陰道中存在正常的微生物群落，和人體保持共生關係，不同的微生物之間則保持著穩定的微生物生態平衡。這種人和微生物以及微生物和微生物之間的生態平衡，對於維護女性生殖系統的健康是必需的，一夫一妻的性生活不會擾亂這種平衡。性亂可以破壞這種平衡，即使在沒有性病病原體的情況下，也可以發生非特異性感染，造成女性生殖系統的炎症，如陰道炎、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盆腔炎等。
性亂還使女性生殖系統的惡性腫瘤發病率增高。通過性傳播的Ⅰ型包疹病毒和乳頭狀病毒，可以誘發子宮頸癌或生殖系統其它部位的惡性腫瘤。歐洲有過一項有關調查報告表明，丈夫在外搞性亂，妻子雖守本分，生殖系統癌症的發病率也高於丈夫沒有外遇的婦女。丈夫淫亂卻使妻子受害。所以性道德對於保護女性的健康意義更大。
性傳播疾病
四、五十年來，隨著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和抗菌藥物的日益增多，多種曾經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逐漸得到控制，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卻越來越高，性病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本世紀60年代以前，常見性病只有淋病、梅毒、軟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腫四種，現在則增加了尖銳濕疣、生殖器包疹、以衣原體感染為主的非淋病性尿道炎等發病率很高的常見性病，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性傳播疾病範圍內的疾病已達20餘種。近十年來更出現了使整個人類都感到恐懼的艾滋病。
世界衛生組織1991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每年有2億5千萬人通過性交感染性傳播疾病，全世界的性病發病率都呈上升趨勢。美國國家衛生院的一名研究人員強調性病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災難，慢性生殖器炎症、盆腔炎、不育症、宮外孕、早產、死產、宮頸癌等嚴重損害女性健康，甚至造成死亡。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潰瘍，更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增加3?5倍。
以上事實表明醫學不是萬能的，僅僅依靠醫學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的流行，人類必須對性行為的放縱進行反思，對破壞了性道德合理成份的「性解放」。
古代人類的活動受到地理環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區之間的人群交往很少，性病只能在當地流行，很難向其它地域擴散。我國明宋以前的古代醫籍上大致只有淋病的記載，歐洲原先也沒有梅毒。醫學史的記載表明梅毒原自美洲，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後，水手們把梅毒帶到歐洲，引起歐洲的梅毒流行，以後又從歐洲傳入中國。
近代，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國際、洲際的人群大規模流動，也促成了各種性病流行範圍的擴大。原來在南部非洲某個地區流行的艾滋病，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遍世界，成為全球性的災難就是性傳播疾病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對於這種既無特效藥又無疫苗的致命性傳染病來說，唯一能夠制止其疫情發展的有效措施就是制止性亂，人人潔身自愛，重整為「性解放」所破的性道德觀念。艾滋病雖然也通過血液傳播和母嬰垂直傳播，但這些途徑都是性傳播的延續，相對比較容易解決，只要性傳播一停止，艾滋病的流行也會最後結束。
嚴重的問題在於「性解放」的鼓吹者不肯放棄性亂行為。當西方社會飽受艾滋病災禍而有人提出必須重視性道德時，「性解放」者卻聲稱「現代醫學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進行預防，而且今後還會有治療艾滋病的特效藥和預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決不能因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廢。」
然而嚴峻的客觀現實卻與「性解放」者的主觀臆斷完全相反。首先是現代醫學無力制止越來越嚴重的性病流行。現代醫學技術對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遠不如性道德對性放縱行為的約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發展中國家衛生資源嚴重缺乏，人民缺醫少藥，衛生條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對性行為的約束，才能使這些國家免於艾滋病災難。
其次，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來預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後終止艾滋病流行的。 哥倫布的水手把梅毒帶到歐洲後，在歐洲引起嚴重流行。16世紀，或者更早一些時侯，就有人製造了陰莖套用於預防梅毒。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陸、海軍雖然向官兵分發了避孕套，並鼓勵使用，但患性病的軍人仍有28萬人之多。避孕套在使用時因為破裂和滑脫，失敗率可達10%以上；用於避孕的年失敗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敗率本身就意味著避孕套用於預防艾滋病是冒險的，不安全的。
避孕套用於預防艾滋病的效果會比用以避孕更差。一次射精有上億個精子，卻只有一個精子有機會通過宮頸、宮腔、輸卵管這條唯一的通道與卵子結合，而且每月只有一次排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每毫升精液中有1千萬到1億個艾滋病病毒，病毒比精子小得多，可以通過受到輕微擦傷的任何部位的皮膚、粘膜侵入人體，不論是陰部或是軀體的其它部位，所以受感染的通道是無數的。可以受孕的卵子只有一個，而可以受HIV感染的T4淋巴細胞每毫升血液中就有800個以上，再加上具有CD4受體可受感染的其它細胞，數量就更大。從時間上說，受感染的機會也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次性交都有可能。
避孕套用於預防艾滋病的失敗機會更多還在於精液的外溢。1990年加拿大有一項研究，先在避孕套內放入染料，然後用於性交結果發現在100次性交中有65到75次精液從陰莖根部外洩。溢出的少量精液不致引起懷孕，卻可以造成艾滋病毒感染因為性交時肉眼看不見的皮膚或粘膜輕微擦傷是經常發生的,HIV完全有可能從溢出的精液中通過破口侵入人體。退一步講，避孕失敗是可以補救的，更不會影響人的生命，而預防艾滋病失敗卻是無法挽回的。
把一種有10%以上失敗率的不可靠的方法稱之為安全性行為，讓輕信避孕套可以預防艾滋病的人冒著生命危險去參與性亂活動，這樣的提倡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的宣傳，無論如何是不科學的，也是不道德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按照我國嚴禁賣淫嫖娼和防止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法律，也遵照我國的性道德傳統，我們在對被收容教養的賣淫婦女進行教育，或者在回答性病患者的問題時，只能告訴他們要遵守性道德，潔身自愛，不應再搞賣淫嫖娼或性亂活動，而不是教這些人如何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至於在廣大青少年和普通群眾中提倡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則無異於鼓勵和教唆性亂，因為遵守性道德的健康人並不需要用避孕套來預防性病和艾滋病。
在我國，只有在一方患有性病或感染HIV的夫妻中，才應該要求他們使用避孕套。與此同時必須告訴他們不能用凡士林、液體石臘，或含這一類礦物油的搽臉油滑潤避孕套，以免促使避孕套破裂。此外還應當說明避孕套的使用失敗率，讓他們清楚瞭解避孕套並非萬無一失的安全套。不這樣細緻解釋就是不負責任。
西方社會因為性亂盛行無法收斂，提倡使用避孕套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感染艾滋病的機會。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在我國就不應盲目倣傚，否則只會起到促進性亂和擴大艾滋病傳播的作用。
再有，性病特效藥並不能有助於控制性病流行。 美國的「性革命」在本世紀60 年代達到頂峰，這一性觀念和性行為的轉變實際上開始於40年代，或者還要早一些。本世紀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動搖了宗教迷信，由於西方的性道德是基督教宗教戒律的一部分，因此在否定宗教的同時，也對性道德進行了摒棄。西方婦女為擺脫宗教封建束縛而提出的「性解放」，在爭取經濟、文化、政治等 社會地位平等的婦女權利時，卻包括了反對宗教的性約束。這為我國的婦女解 放運動在爭取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同時，提倡自尊自重很不一樣。 根據美國著名性學家金賽的調查，三、四十年代時性亂現象已經很盛行。然而 ，實際上卻還有不少人因懾於梅毒、淋病而不敢參與性亂。40年代後期青黴素問世，治療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藥。當時有人認為性病從此可以得到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藥促進了「性解放」，原來畏懼性病的人，這時便有恃無恐地參與性亂，性病也即隨之加速蔓延。美國疾病控制中心1950年得到報告的淋病發病數是30萬例，50年代前期淋病有所下降，反映出青黴素的治療作用。但是到50年代後期起，由於「性解放」引起的性亂，淋病發病迅速回升，60年代「性革命」高峰時期淋病發病率幾成直線上升，1970年增加到62萬例 。當時抗青黴素的淋球菌耐藥菌株還極少，淋病發病人數猛增並非耐藥之故。 此後能治療淋病的抗菌藥物雖越來越多，但1988年美國報告的淋病人數卻上升到180萬例。梅毒發病情況也只是稍好些。
由此可見青黴素作為淋病、梅毒的特效藥，雖然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卻不可能控制性病的發展。由於性道德的淪喪，人們在性行為上的放縱，青黴素更起到促成性亂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從40年代後期青黴素的出現，到60年代「性革命」的高峰，並不是時間上的偶合，而是直接的因果關係。當前，艾滋病的威脅已經使美國的性亂有些收斂，近年來美國女大學生中已開始出現女貞處女，少女未婚懷孕率也有所下降，要求遵守性道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當今這一 代美國青年已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在性行為上放任不羈，這是性道德回歸的表現。但是可以預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藥出現，將有可能使性亂再度加劇，艾滋病的流行也將更加嚴重。這並不是說不應該有可以挽救病人生命的特效藥，而是說要控制性病流行，只能依靠由性道德所維繫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可能依靠特效藥。
還有，當前我們不可能指望依靠疫苗預防艾滋病。自從1983年初發現HIV以後，不少國家先進的實驗室立即投入疫苗研製，人們把戰勝艾滋病的希望寄托於疫苗的研製成功。近幾年來，有些學者儘管一再聲稱自己的工作已獲得重大進展，並將著手臨床試驗，但卻很少有人對本世紀內能生產出成功的疫苗抱樂觀態度。原因是「病入基因」的艾滋病毒破壞了免疫系統本身，尤其是選擇性地損害在細胞免疫中起關鍵作用的T4淋巴細胞，使免疫系統功能全面癱瘓。另一個重要原因是HIV作為一種逆轉錄病毒，在由RNA轉錄DNA時，極易出現誤錄而發生變異，造成病毒抗原的不穩定性。HIV的發現者，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蒙泰尼埃教授於1991年宣佈了一項令人憂慮的研究結果，他的實驗室發現晚期艾滋病人血液中出現能攻擊自身免疫系統的CD8和CD38T淋巴細胞。這一發現如經確認，就意味著使用疫苗的結果反而會招致對免疫系統的進一步破壞，乃至永遠也不可能有預防艾滋病的疫苗。蒙泰尼埃為人類發現了HIV，是否他又證實了人類不可能研製成功艾滋病疫苗。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也只有依靠性道德來約束人們的性行為，才能幫助人類最後戰勝艾滋病。
最後，艾滋病決不是人類最後和最危險的性病。自從歐美「性革命」發生以來的三、四十年間，性病越來越多，越來越難治癒，直至出現了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艾滋病的出現，應該使無視性道德的人省悟。人們應該意識到只要性亂不終止，新的比艾滋病更凶險的性病遲早會降禍於人類。實際上這種禍患已經隱伏在人類中間，略早於HIV發現的人類嗜T淋巴細胞Ⅰ、Ⅱ兩型病毒(HTLV-Ⅰ、HTLV-Ⅱ)與HIV一樣同屬逆轉錄病毒，也是通過性和血液傳播，HTLV-Ⅰ可以引起惡性淋巴肉瘤，而且已經在日本、巴勒的海等地區流行。1991年美國在獻血者中發現這兩種病毒的感染率已高達43/10萬。這一事實表明新的性傳播疾病的出現是不會有終止的。1992年7月，世界第八屆艾滋病大會上一些學者總共報告了至少100例具有典型流行病史和臨床症狀的艾滋病人，他們的血液中不能測出現在已知的HIV抗體，提示除HIV1和HIV2之外，還存在未被發現的艾滋病病毒的變異型。病毒在變異在進化，人類與病毒的生存競爭永遠不會停止。當人類的免疫系統在與某種病毒的抗爭中顯然處於劣勢，而藥物又幫助人 類取勝時，性道德卻可以拯救人類於危難之中。
歷史上，性道德對人類性行為的約束使優生成為可能，性道德也保護了人類避免性病之害。合理的性道德不僅在古代有力地維護了人類的生存發展，而且當今的事實還表明性道德將繼續在人類的生存發展中呈現巨大的作用。性道德傳統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作為世界上唯一已經連綿不斷地發展了六千年而從未中斷過的中華文明，其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是不可能與性道德的存在無關的。正確對待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把性道德中的合理成份作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來繼承，這是現實的需要，也是中國性學工作者的一項光榮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