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遠大師
一．承遠大師生平事蹟
承遠（西元712－802）唐代僧人，是一位著名的淨宗實踐家。俗家謝氏，漢州（今四川錦竹縣）人，年青時即有志于四方“甫志學始遊鄉校”，宿根善利且天資聰穎超乎常人。自小接受儒家的教育，隨著年歲的增長和閱歷的加深，思想境界因之改觀。對於儒家經典中主張與理念懷有疑問，內心困惑無法詮釋，常有“驚禮樂之陷阱，覺詩書之桎梏”的感受。由是時感迷茫，不明所趣。在一次偶然的機緣裏，聽聞到學佛信士演說的佛家尊勝真言，頓時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時又覺得恍若前聞，意識到佛教的義理誠可釋解迷困，因是神動而意往，決意尋師訪道求學佛法，踏上了修道弘法的征程。
承遠起初師事蜀郡（四川成都）的唐禪師，之後又到資川（四川資陽縣）追隨冼公接受教導。此時，承遠尚是白衣信士身份。唐開元二十三年（西元735 年）遠師二十四歲，因緣成熟而發廣大菩提心，決定出家修道，於是前往荊州（今湖北江陵）玉泉寺，依止蘭若惠真和尚門下，剃發染衣，始備緇錫，方顯僧寶法相。剃度後，承遠遵從真公之命往湖南參訪。越洞庭湖過湘沅二水，到達南嶽衡山，在天柱峰的朝陽地帶止棲，並于通相法師處得受具足戒。對於三乘經教與戒法，此時開始深入地研究專學，不使光陰空過，恒常精勤用功修學佛道。當時，慧日法師（唐玄宗賜號慈湣三藏）正在廣州游方傳法。承遠久聞其名，仰慕至極，乃不遠千里前去求法，拜謁慧日三藏，乞教修行要義。慧日三藏對他訓導說：“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隨即教他依《無量壽經》來修念佛三昧，樹功德幢，以濟群生。慧日三藏的教誨如同照澈昏蒙之束炬，使承遠明瞭修道的方向及旨趣，好似遊子尋得歸家之路。由是頓息諸緣，攝歸一心決意專修淨業。
唐天寶初年（西元742年）三十一歲的承遠，在外參學已歷數載矣。經過幾位大德的教導，最終受學於慧日三藏座下，得以傳授修持淨土深妙法門。無論從佛學理論上，還是在修行實踐上來說都漸具根基。心想：既是終得其所，就不再外求他物，應收斂身心，擇地安心修行是為上策。於是年回到南嶽衡山。在山的西南方向的岩石下，以樹枝茅草構織成屋，內中僅置經像，取求生淨土面見彌陀之意。號所居處為“彌陀台”。就在這簡陋的居住環境裏，承遠大師開始了他修行辦道的艱辛歷程。自己除了勤行般舟三昧外，還以熱忱的心力去弘教濟生。凡有求道問法者，皆立中道而教之權巧。與此同時，為使所教之眾于修行上能速得成就，特示專念法門，教導念佛求生淨土。一時間，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者不絕於途。《淨土聖賢錄》卷三記雲：“人從而化者萬記”。可謂法緣鼎盛，群萌普蔭。此外，為了方便度化一切有緣眾生，承遠將佛號及淨土經典中的精要章句等書寫在人群來往較多的巷道裏，或是刻在溪穀山崖的岩石上，俾使人們耳聞目濡，互相傳誦。以此為助緣，精勤不懈地誘導激勵眾生信願念佛往生安養。真可謂用心良苦，度生心切。後來，隨著學佛、念佛者的日漸增多，許多善信見承遠大師居處破舊，粗衣敝食生活清苦，便皆發心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用以莊嚴道場供養遠師。然而承遠並不刻意地去阻拒或攀求，任其自然發展。不久以後寺宇已具規模，遂改名為“彌陀寺”。建寺安僧剩餘的物資，則佈施給饑饉與疾病的人們。而承遠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儉樸的生活習慣和刻苦的修行作風，于道場中用功辦道，弘教濟生。此後數十年如一日，始終不改苦行僧之風範，乃至圓寂，未易修學淨土之初心。
四大假合、五蘊虛集之身軀終歸是緣生緣滅。唐德宗貞元十八年（西元802年）七月十九日，承遠大師自知世緣將了，弘法度生能事畢矣。乃于寺內顧命弟子，申明教誡已，打掃居室，結跏趺坐，恬然面西寂化，享年九十一歲，僧臘六十五年。其遺骸葬于寺之南崗，安置靈塔以志千古。唐代著名文學家，當時任永州司馬的柳宗元和時任衡州刺史的呂溫，分別為承遠大師制碑文並作塔銘，刻石立於寺門之右。二者以不同的筆法與文理，各自記述並讚頌了承遠大師非凡的一生。
二．承遠大師弘化事蹟
承遠大師的弘化歷程始於參學慧日三藏後。大師親近慧日的那一階段，可以說是他學佛歷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捩點。因為慧日三藏對於淨宗有過深入的研究，在修學淨土法門上頗有心得，著有《往生淨土集》、《般舟三昧贊》等淨宗論集，提倡稱名念佛之法，極為推崇般舟三昧之行，所以對承遠的教導也多側重於這方面，這從他以《無量壽經》授予承遠，教修般若三昧這點上可以見得。在慧日三藏座下，承遠打下了堅實的淨宗理論基礎，修持淨土法門的理念與方式也得以鞏固。也正因此，後來承遠才敢毅然決然地回到衡山，獨辟門戶用功修道。
初回衡山時，覓得安身之處倒是較易，然於飲食方面卻存在問題，每每都是飽一頓、饑一餐，不定食時與食物。在衣著方面，承遠大師也從不講究，但能遮身禦寒即可。經常身著粗衣敝衲，過著極其艱苦樸素的生活。明代杭州蓮池大師所作的《緇門崇行錄》中，於首篇“清素之行第一”以“人疑僕從”為題，簡明扼要地記述了承遠大師的德行，文中說道：“唐承遠，始學于成都，後往衡山西南岩。人遺食則食，不遺食則茹草木而已。有慕道而造者，值於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從而忽之，不知其為遠也……。”其文末有贊言曰：“茆次構而堯堂疑於村舍，衣服惡而禹跡疑於野人，況釋子以缽衲友身者耶。今時有侈服飾，置藏獲，惟恐人之不知，而揚揚過閭者，亦可以少愧。”簡短的幾句話語，雖然不見有讚歎承遠大師本人，但卻能更鮮明地體現出承遠大師的德行，使人頓生虔重恭敬之心。
此外，今人毛惕園居士編輯的《念佛法要》一書中以“苦行念佛”為題，介紹了承遠大師示頭陀行，修念佛法門的事蹟。並希以大師為典範，使令學佛者依之效法，其文末結語說道：“土食惡衣，苦以消業也。余即施與，不著物以累心也。示人專念，生即侍佛，其自行專精，往生上品無疑也”。大凡瞭解承遠大師示跡衡山苦行修道的事蹟的人，對此評述想必絕對是認同的。而承遠大師那不可思議的“生即侍佛”的事相，是因廬山法照而為世人所知。廬山沙門法照與衡山承遠素未謀面，然而法照于修念佛三昧時，一日於正定中神遊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座下有著垢弊之衣而侍佛者，啟問得知，乃衡山承遠。法照出定後，心系此事，深生欣慕心，即便徑涉衡峰，求見承遠。尋至衡山所見景象宛契定中之境，得見承遠大為歡喜，決定留在承遠身邊執弟子服，師事座下。這的確是因緣殊勝，難思難議。後來在承遠的弟子中，就以法照最有成就。以承遠大師那異乎常人的苦行與嚴謹的修持來看，仰慕其德來求法者縱然是成千上萬，但真能隨其左右學法受教者，必然為數不多，且能堅持不懈、勤學苦修者更是屈指可數。是以呂溫在承遠和尚碑中記雲：“（承遠）教中前後受法弟子百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者”。這麼說來，在呂溫眼中，廬山法照當屬“奧室之秀中秀”了。
法照在唐代宗時（西元763－779）被當朝皇帝詔入京都，封為國師，身居顯位但內心恒念師恩，常于代宗前讚歎其師南嶽衡山承遠有至德。代宗因此嘗想迎請承遠入京教授佛法，但同時又考慮到以承遠大師本具的至高德行，與他那以苦行念佛為至樂的修行生活來看，是很難詔其入京的。更何況，若是為尊重大修行者故，也是不應隨便下詔以免擾動道人之心。於是只好在京城內，遙向南面衡山方向頂禮，以表虔誠敬重之心。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代宗後來還是下了詔旨，但那只是以承遠大師常行般舟三昧故，賜號其常住道場為“般舟道場”而已。
承遠大師尚在衡山修道，便有具緣人于清淨佛土中，見其以垢衣侍佛。這麼殊勝的事相，在淨土同信中是少有的。由此可想而知，承遠修持淨土念佛法門的成就，已達到了甚深的境地。呂溫碑文中說到的“恒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踴于意田，寶月懸於眼界”，那僅是點述了承遠大師初于“彌陀台”修行用功時所感的聖境。若以大師“六十餘年，苦節真修，老而彌篤”的修持功夫來論，已臻何種境界，想必不是我等晚輩可以臆測得到或是言表的。清古吳悟開法師在編集淨土祖師的傳記時，對於三祖承遠大師“生即侍佛”的奇異事蹟，也作有評述說：“羸形垢面，尚在娑婆，而正定中人，已見侍佛側矣。苟非潛修密證之功，曷臻乎此！呼，真不愧為蓮宗祖師。”（見《蓮宗正傳》）。此論點的確精闢，所謂有如是因方有如是果，如果說不是有潛修密證的功夫，又怎能達到那種境界呢？作為蓮宗祖師，承遠當然是受之無愧。
從現有的史料中，沒有見到承遠大師的著作。這可能和他專注實修不重理論著述有關。大凡祖師大德垂跡於世，化導眾生，無外乎身教與言教二者，側重於哪一面或是二者兼具則各有千秋。言教上的教導固然可以引導學佛者獲知許多修行的理論，但以身作則的身教或許更顯實效。以德感化示之以行，遠比以言教化的作用更大。承遠大師以自身為表率，作眾生之模範。修般舟三昧之法，傳淨土念佛法門，以淨宗祖師中特有的風範，樹立淨土行者光輝的形象。正如呂溫所謂的：“不有舟梁，孰弘濟度，匪因降級，莫踐堂塗，必有極力以持其善心。慧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誰為教先，誰能弘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見《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文存《呂衡州文集》第六）。柳宗元在《南嶽彌陀和尚碑》中用“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一語也道明瞭承遠大師一貫都是以自己的真切修行體驗至誠地來領眾清修的，從中可以深深地體會到大師德行之高深。
承遠大師一生中沒有那種外表看來轟轟烈烈的弘化行動，也沒有用以耀人的佛學著作以傳後世，甚至臨終往生時也僅對門人遺言：“國土空曠，各宜努力”這麼一句話。他把佛教中有修有證的論點表現得完美無暇。他用畢生的精力，通過自身的修持，證實淨土法門的念佛往生淨土是真實不虛，並以常人難以企及的苦修實證來攝受廣大的眾生，同修淨土法門，共赴蓮池海會。這在淨宗歷史上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大師的事蹟，將感召一代又一代的淨宗修持者，追隨大師的足跡，為淨土法門及整體佛法的弘傳而前赴後繼，精進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