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慧遠大師生平事蹟
慧遠大師東晉(西元334-416年)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附近)人。俗姓賈，幼時即勤奮好學。年方十三，便隨其舅父令狐氏前往許昌、洛陽一帶學習儒家經典以及老莊之學。廿一歲時，本想往南方豫章(今江西南昌)隨當時名儒范宣子隱居，但因戰亂，道路受阻，未能成行。而當時的佛教領袖釋道安，正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陽西北)建寺弘法，大師便慕名前往參學。當時道安法師正在講《般若經》，大師聞已，豁然開朗，深感佛法博大精深，感歎道：“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於是歸依道安法師，出家為僧，專門從事於佛教教育事業，夜以繼日，精進不已。登壇習講，每使聞者心捂菄A，頗得道安法師賞識。曾不止一次在大眾面前讚歎說：“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可見當時大師的成就已非同一般。
西元365年，由於時事動盪，隨同道安法師等，到襄陽弘傳聖教。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378年)，前秦兵圍襄陽，道安法師為免徒眾遭受戰禍，於是分遣大眾往各地布教，慧遠大師亦率弟子數十人南下，客居於荊州上明寺。西元381年，欲往羅浮山(今廣東境內)靜修弘教，路經潯陽(今江西九江)見廬山峰林閑曠秀麗，正是修行的好處所，即定居於此，建造精舍龍泉寺，領眾清修，弘法濟生。後來由於各地高僧名士望風而來者日益增多，龍泉寺已不敷使用。於是，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資助下，在廬山東面，重新建立寺院東林寺，作為集眾行道的場所。後遂成中國佛教淨土宗著名的發源地之一。
西元402年，大師主持東林寺道風日盛，由於大師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如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劉遺民，雁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新蔡(今河南汝陽)畢穎之，南陽(今河南南陽)宗炳，張季碩等，此皆當世俊傑名士，都捨棄世間名聞利養，前來親近大師修行辦道。可見大師在當時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大師觀察此會大眾真為生死而來，便對大眾說：“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於是與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廬山般若台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發誓：“眾等齊心潛修淨土法門，以期共生西方極樂世界”。並約定：“因眾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別，先得往生極樂淨土者，需幫助提攜後進者，以達到同生無量壽佛極樂國土之目的”。又命劉遺民著《發願文》，刻於石碑上。又有王喬之等人作《念佛三昧詩》以表達自己的志願。大師也為之作序，序中說：“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睹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是以奉法諸賢，或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此次集會前，大師曾率眾于東林寺前鑿池種植白蓮，是以中國佛教史上稱此集結為“結白蓮社”，或簡稱“結蓮社”，並確認為中國淨土宗之始。而淨土一教後來之立宗，也因之而又稱為“蓮宗”。大師自西元381年到廬山以來，曆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平時經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為界。縱然是當朝帝王晉安帝相邀，也稱病不出，在東林寺界內，志心于淨土，用功辦道，著書立說，弘傳聖教，將全部身心都奉獻於道場，奉獻於佛教。直至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西元416年)，大師自知宿緣已盡，安然示寂于東林寺。時年八十有三，僧臘六十三年。潯陽太守阮侃及弟子將其安葬於廬山西嶺，門下名士謝靈運為撰碑文，歌頌大師的德行及其光輝一生。
二．慧遠大師弘化事蹟
大師自從道安法師受業以來，即以大法為己任，有感于江東地區經典未備，律藏殘缺。居廬山後，即派遣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蔥嶺，西行求經。而且只要聽說有梵僧來華，便殷勤請入山中咨教。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西元391年)，北印度礓賓沙門僧伽提婆南游到潯陽，大師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請譯《阿毗曇心論》四卷與《三法度論》二卷。並為此二論作序，明宗舉旨，大力提倡，遂開江東地區毗曇學之先河。
東晉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迦毗羅衛國佛陀跋陀羅及其弟子慧觀等入廬山，大師亦請其譯出《修行方便禪經》二卷。此部禪經按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數息觀和界分別觀等五種觀想，將禪修之法作了較為系統而全面的介紹，較之早期安世高、鳩摩羅什所譯傳的禪法要顯得更為完善。
此外，大師對於律藏經典也頗有研習。梵僧曇摩流支入關中時，曾應大師之邀，將姚秦時弗若多羅譯傳未盡的說一切有部之《十誦律》補譯完整，使之成為善本。以上只是舉其數端而已，沒有列明的還有很多。《淨土聖賢錄-慧遠》一章中有雲：“所有經律，出諸廬山，幾至百卷。”由於大師對於譯經事業推波助瀾所表現出的顯著成就，梁代釋僧佑在《出三藏記集-慧遠傳》中讚歎道：“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給予大師很高的評價。
慧遠大師，自身雖歸心淨土，然對於其他經教，也都滿懷熱忱地推廣弘傳。東晉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 )高僧鳩摩羅什法師被迎請到長安，大師早聞西域羅什法師通經達教，故派使者致書問候，信中有說：“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羅什法師亦早聞東土慧遠之名，在回函中大為讚歎：“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紿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此後十餘年中，大師常致函請教經中大乘深義。羅什法師也都歡喜地為之解答，彼此皆以誠善之心，相互切磋學修心得。後來，大師根據與羅什法師的交流，著有《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並《羅什答》二卷。後改名為《大乘大義章》流通於世。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西元405年)，羅什法師在長安譯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論》。當時後秦國主姚興也特意遣使送論往廬山東林請大師作序。大師認為此論卷數眾多，文繁義隱，不易研習，經過深入探研後，將之加以刪節，成《大智論鈔》二十卷，並撰序文。另外，大師曾造《法性論》二卷，闡述泥洹常住之義理，送與羅什法師過目，羅什法師看了以後，給與高度評價，讚歎說：“邊方未見大經，便暗與理合”。又有《盧山集》十卷遺憾的是《法性論》已散失未傳後世。此外大師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門不敬王者論》，該論共有五篇，專門針對晉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門對皇家王者盡敬”說而撰寫。桓玄極為欽佩大師的為人，所以在決議之前，先去信廬山徵求大師的意見，於是大師便寫下了這部名著。大師在論中，事理並舉，情理結合地作了詳明而又懇切的問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的觀點，使得桓玄只好作罷。此番問答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極為深遠的影響。桓玄非常仰慕大師的德行，一次在過訪潯陽時曾致書請大師歸俗從政，但被大師以堅正之辭回拒了。後來，桓玄下令甄別沙門加以沙汰，命令其屬下：“沙門有能伸述經詣者，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因尊崇大師，“以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
正因大師德高望重，所以在傳播佛法的過程中，得到了東晉當時各方統治勢力的支持，江州剌史雖歷屆不同，但都和大師結交甚好。西元392年，殷仲堪任荊州剌史時，曾上廬山拜會大師，共論《易》體。西元399年，桓玄滅殷仲堪於荊州，也曾往廬山面會大師，討論《孝經》。西元405年，劉裕與何無忌(何鎮南)等誅殺桓玄後，何無忌本人也親臨廬山慰問大師，之後又作《難袒服論》與慧遠商量沙門袒服一事，何無忌以為《老》《禮》諸典中，均明“右”為“凶”“喪”之義，而沙門以右袒“寄至順”“表吉誠”，有悖於中土之名教禮制。慧遠大師作《沙門袒服論》給予解釋說道：沙門之所以右袒，是從形象上方便於將沙門與俗人加以區別，並有利於沙門脫離世俗名教禮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這符合佛教的禮制與教條。論中說明從外相上來說，佛家與名教儒家是有差別，但最終目的二者是一體的。所以內外禮制雖然不同，但是“內外之道可合”。這一理論將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論，佛家的濟世思想，以及道家的出世學說作了相互協調，有利於當時朝野接納佛教思想，為來源於異域的佛教，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發芽，茁壯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大師幼時即“博綜六經”，文學基礎深厚。居廬山數十年間，也常詠詩作偈以遣閑。大師的詩集《廬山東林雜詩》及《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文，不但文筆空靈，辭藻也很精美，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還有《妙法蓮華序》、《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統經序》、《念佛三昧詩集序》和《辨心識論》等，也顯露出美妙的文筆底蘊與高深的佛學修養。其中大師撰有兩部專門探討輪回報應說的論著 --《明報應論》與《三報論》，論中提倡的“神不滅論”“善惡有報”等觀點，具有鮮明的中土佛教特色。此外，尚有一些序、贊、論、詩、銘、記、書信等，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記集》、《弘明集》、《廣弘明集》、《大唐內典錄》和《高僧傳》中。
慧遠大師門下弟子多達百餘人，性情各異，學修不一，多才多藝者不乏其人。有善應講席者如：其弟慧持，深受晉衛將軍琅琊王司馬冶之敬重，曾應豫章太守之邀請，講《毗曇》《法華》二經。又曾到建康(南京)參校《中阿含經》的譯文；有修戒行禪者如：法安，于新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南)建道場，弘化一方，後來入蜀，深受當地僧俗所推崇；有著書立說者如：慧觀，撰有《法華宗要序》、《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十喻序贊》及諸經序等。並且善習戒律，尤精《十誦》；有通經達教，志專淨業者如僧濟等；有善工技藝者如：慧要，惜廬山無刻漏以報時，便於山泉池中，製作十二葉芙蓉，隨順流波自然轉動，以定晝夜六時，片刻無差。據傳他曾制木鳶能飛百步。此外，原是苻秦衛將軍的曇邕，自師慧遠以來，十餘年間，長途往返于廬山與長安之間，為慧遠與羅什作信使。廬山與長安兩地遠隔，又值多事之秋，二位高僧能夠聲氣相通，互論經教，全賴此人之力。還有道祖、僧徹、曇順、道汪等，皆為有修有學之士。在輔佐慧遠大師弘經演教，住持佛法，或自行化他諸多方面，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極為生動地豐富了東晉佛教的內涵。
慧遠大師在他自身修持及弘傳“觀佛”、“念佛”淨土教法上有著顯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繫念中，證得念佛三昧，臨終示往生相得生淨土。在《淨土聖賢錄》慧遠一章中有如是記載：“義熙十二年(西元416年)七月晦夕，於般若台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之後大師對侍立兩旁的弟子法淨、惠寶說：“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聖呤相，今複再見，吾生淨土必矣！”果然事應其言，於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遠大師以親身經歷，驗證念佛可生淨土之不虛，感召後世依從淨土教理，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之僧俗人等，不計其數，而依法修持得生極樂者亦難枚舉。彌陀淨土之信仰日後能夠得以廣泛地流行，淨土一教得以日益興盛，實出於慧遠大師之功。大師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晉安帝義熙年間，帝室下詔賜號“廬山尊者”“鴻臚大師”及“白蓮社主”。嗣後，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847年)追諡號為“辯覺大師”，南唐升元三年(西元939年) 諡“正覺大師”，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西元976年) 諡“圓悟大師”，宋孝宗乾道二年(西元1166年) 諡“等遍正覺圓悟大師”。基於慧遠大師對佛教作的巨大貢獻，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得到數朝帝王追封諡號，也可謂是在情在理。
考諸史籍，有依淨土經典修持，祈求往生淨土者，是始于東晉潛青山竺法曠(西元327-402年)。而關於彌陀淨土經典，如《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般舟三昧經》和《念佛三昧經》等，早在漢末即已譯出，之後也有異譯不斷面世。《高僧傳》卷五中說竺法曠：“每以《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獨處則誦。”又晉時支遁(西元314-366年)也著有《阿彌陀佛像贊》一文，說明彌陀信仰早已有之。但是西方淨土的信仰成為一體系，並能上升為東晉當時的學問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層人士信奉，則始于慧遠大師于廬山集眾結蓮社，可以說是慧遠大師掀起了修學彌陀淨土法門，求生極樂世界的風潮，且直接影響著後世無數的學佛者，為淨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
淨土宗沿至今世已曆十三祖，但觀其列位，並無他宗那樣明顯的嫡系師承，而都是後世淨業學人推舉而成。如此而言，慧遠大師之所以被追認為淨土宗初祖，的確是名至實歸，堪為淨土之先驅，後學之楷模，其萬世景仰之德行將永遠昭垂史冊。
三．慧遠大師著作
《沙門不敬王者論》
《明報應論》
《三報論》
《辨心識論》
《大乘大義章》
《法性論》(已佚失)
《廬山東林雜詩》
《報羅什法師偈》
《萬佛影銘》
《阿毗曇心論序》
《三法度論序》
《妙法蓮華序》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統經序》
《念佛三昧詩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