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找精神重建之路》
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奇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和觀念陷入混亂，他們集體率先墮落，並為社會普遍的精神崩潰提供理論支持。
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具體體現者，而在90年代，知識分子顯然也在急劇地商業化。大學管理層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家撥款，向學生收費，富麗堂皇的大樓，被視為最偉大的政績。大學教授則可以一人帶四五十個博士生，這些博士成為教授批量生產專著、論文或完成項目的廉價勞動力。當然，博士生們也樂於奉獻，由此可以活動進身之階，至於是否獲得知識，誰還在乎？年輕教師們在一起談論的是項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級轎車到外院門口接女生，早已經成為各地的一道獨特風景。
可以說，信仰、道德、倫理的崩潰在知識分子那裡最為徹底。因為，知識分子刻意地追求這種結果。理論給了他們自己以墮落的勇氣，也讓他們充滿自信地為精神的下滑提供論證。社會學家呼喚性解放，每個人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身體追求快樂，木子美被認為是個性解放的象徵，離婚率上升也曾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經濟學家運用現代福利經濟學論證說，賣淫嫖娼既可以解決妓女的生計問題，也可以增進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這樣的理論深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之心。有研究制度的學者則說，貪污腐敗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進經濟增長。至於一些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則不遺餘力地批判傳統文化，對於任何試圖認真對待傳統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徹底摧毀中國傳統，中國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這些知識分子塑造了不少民眾的觀念，從而使他們將精神的虛無誤認作思想、個性的自由。
沒有傳統和規範約束、沒有道德指引的知識是可怕的。一個偏僻地方的農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按照傳統道德生活，而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卻可能有意識地過一種反道德的生活，並且對所有人宣稱，這是一種自由。現代知識分子要對中國人的精神失落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對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