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領導學、統御學、統帥學、主管學等書籍林林總總,充斥書店,正符合中國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其實就我一生的閱歷來說,被人領導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而且能夠被人領導的人將來才能做好領導的角色。我深感:領導別人固然很難做好,但能夠擅於被人領導,亦非易事。所以,當目睹大家熱衷於做領導人時,我不禁在此大聲疾呼:做一個成功的「被領導者」才是一門最重要的學問。
我從小出家時,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領導者能讓我追隨效法,當時太虛大師有感於中國佛教積弊甚深,所以極力推動教制、教理、教產改革,他的悲心願力、他的深厚學養、他的熱忱為教、他的勇於承擔……,在在都成為許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對象,雖然我只有親聆教誨一、二次,但心常嚮往之,甚至經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為他效命,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獲得師父志開上人的允准,準備回家,這是我出家以來第一次探親,正當喜不自勝時,太虛大師倡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務人員訓練班」的消息傳來,我立刻放棄返鄉計畫,爭取參加,成為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之一。
中國佛教會正籌組第一屆大會時,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的噩耗驚動了整個佛教界,緇素二眾無不哀慟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靂,鎮日失魂落魄,頓感前途一片茫然,猶如日月無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從。因為我不僅是在為我個人的損失而傷感,也是為中國佛教的未來感到擔憂。後來我想到同學智勇法師能寫善說,文武兼俱,遂一心追隨,並多次去函表示欲將宜興地方國小校長一職讓給他做,請他速來領導。後來在某種機緣之下,我們連袂離開宜興,抵達南京華藏寺時,我也擁護他當住持,並自願作他的副手,接受領導,亟思竭智盡忠,共為復興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越演越烈,大陸風雲變色,為免共處一處,同歸於盡,我們相約分頭努力,希望藉此天涯海角,分燈為教。後來他從南京又回到宜興,我從大陸來到臺灣,從此關山遠隔,音訊全無。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讓我追隨左右,奉行領導,所以我觀察良久,準備擇主常隨。在尋尋覓覓之中,我發現儘管有的大德長於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於時勢分析,有的大德擅於政論批評,有的安於高位榮顯,但都未能懷抱振興佛教的理念。在茫然無主之餘,我更加渴望能出現一位沒有自私主觀立場,而且真正關心整個佛教的高僧大德,來作為依止的對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經環島弘法宣傳團成立,我擔任領隊,追隨團長南亭法師四處佈教,秉持屬下分擔憂勞應有的態度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師經常指示我這樣不能做,那樣不可做,所以雖然合作期間從未發生爭執,但心中深以為憾。儘管如此,我自始至終從未有不歡的場面,一直很慶幸自己還是能接受別人的領導。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聖法師組織中國佛教會第一個訪問團到世界各國訪問時,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無奈身為發言人的我卻不能發言。我有一種不被人尊重的感覺。雖然別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別人,最後才能圓滿結局。
四十年前,有鑑於聖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舊習,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實踐,我也曾一度為人編輯《人生雜誌》,為人助印發行大藏經影印工作,希望藉此推展佛教文化事業。但主事者僅想守成,與我開創的理念無法相符。雖然我並不滿意他的領導作風前後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辭退時,他依依不捨,說我很適合跟隨他工作。這可以證明一點,我懂得被人領導。
儘管世事無法盡如己願,我還是十分盡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親近新竹、桃園、苗栗三地佛教會理事長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記憶中,我所擬定的各種計畫,回覆的各種公文,不曾見他更動一字;所建議的各種事項,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安排,乃至會客、翻譯,也未嘗見他否決。不僅如此,在當時交通不便的年代,還承蒙他親自帶我跋山涉水,周遊各個客家地區,例如竹南的獅頭山、大湖的法雲寺、竹東的師善堂,關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鎮、楊梅,還有許多新竹、苗栗的道場,都感謝他的慈悲嚮導,讓我結下許多因緣。記得有一天,太陽很大,他以一頂拿破崙式的帽子贈給我遮蔭,直到今日,我仍參不透老和尚的肚裡玄機。
我也曾做過《慈航法師全集》的助編,並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師,承其慈悲垂護,親切接待。他雖然是我的長輩,但每次來信皆以「雲弟」稱我,可謂厚愛倍至。不幸年至六十時,正如人云:「慈航止於汐止。」我因而未能長期親炙,受他領導,至今追思,深憾緣慳。
由於幾次未能如願地被人長期領導,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領導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後,我都是擔任住持、會長、校長、院長、所長等職位,更加體會出「被人領導是幸福的,領導別人是辛苦的」。
這一路行來,我雖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領導人,但因為我甘於隨緣、被人領導,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歷久彌新的至理。換言之,一個稱職的被領導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須心悅誠服,放下「上、中、前」(請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間,走路走在前面)的慾望,捐棄己見,時時記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評領導者,更不可出賣領導者自我求榮,一個被人領導的晚輩不得利用領導者的名聲,而且應該善於體會領導者的理念,勤於執行領導者的指示。春秋時代的樂毅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像劉墉的方正不阿,盡忠職守,和珅的八面玲瓏,只顧私利,是兩種不同型態的被領導人。結果前者流芳百世,後者遺臭萬年,實足以為後人深思簡擇。
對於徒眾,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而總是循循善誘,觀機逗教。大多數的弟子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服從領導,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精進,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順從,心中卻存深厚我見,對於這類人等,我也只好裝聾作啞,忍痛見他受挫以後,悔不當初。有時,我也讓一些弟子偶而有機會充當我的管理人,讓他們心裡高興一下。所以,有時在走路時,聽到他們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後,我都無不遵守;有時在吃飯時,聽到他們好心地要我吃這吃那,我也咸皆從命;乃至在開會時,弟子提出佳見,我均從善如流;在做事時,徒眾另有良策,我也隨喜接納。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來這種「被人領導」的性格,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和合無間。
至於我所創設的佛光會,各地協、分會的會長、幹部等,大多為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大家在一個佛陀的人間佛教信仰下團結合作,所以我對於他們的領導也僅限於信仰上的指點,其他如感情、事業、友誼、婚姻等問題,我都避免干預。由於彼此認清界分,所以能凝聚共識,發揮力量。
在叢林中,住持雖貴為一寺之主,但舉凡進出道場,都要遵守客堂規矩,事先告知頭單知客;早先出家的師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須遵從工作倫理,服從序級較高的師弟領導行事。這就是佛教界的長老擔任「領導人」和「被領導人」,以法制為尊,不計較名位的典範。放眼古今,可說最合乎工作的倫理,最合乎做人的藝術。
披覽聖典,觀世音菩薩本於無量劫前證悟佛果,號正法明如來,卻甘於倒駕慈航,接受阿彌陀佛的領導,在世間應聲救苦,所以娑婆穢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彌勒菩薩與釋迦如來本為同參道友,但由於前者樂意做補處菩薩,接受後者的領導,使得來世的佛子有幸於龍華三會時,全部得度。諸佛菩薩尚且如此,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們更應放下尊卑大小的觀念,以眾生的福祉、世界的安樂為重。
翻閱史籍,周公輔佐周成王,後人不僅讚美成王的仁慈愛民,更對周公的廉能賢達歎服有加;魏徵輔弼唐太宗,後人不僅稱道太宗的察納雅言,更被魏徵的公忠體國感動不已;諸葛孔明輔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劉備雖明示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諸葛亮仍一心為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伯溫幫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卻甘於屈居其下,做一個謀臣,貢獻良策……。凡此無不成為佳話,傳誦至今。因此「被領導者」雖於表相上地位較低,但只要肯韜光隱晦,涵養人格,堅守崗位,公忠輔弼,其諸般成就即足以與領導者並稱媲美。
在中國,經常將妻子稱為賢內助,在現今男女平權的時代裡,顯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細推究,實際上在一個家庭裡如果沒有母親、妻子,何以為家?所以一個真正的賢內助應該具備賢慧、勤勞、能幹、友善的條件。在歐美,重要人物的身邊都有許多助理來幫他打點事情,中國的社會一向稱之為祕書,無論是助理也好,祕書也罷,與要人比之,似乎都處於卑微的「被領導」的地位,但一切要務若非助理、祕書的推動,則無法成事。所以身為一個被人領導的屬下,除了要具備瞻前顧後、策畫事務、人際融和、勤奮耐勞的條件之外,更必須有忠誠不二、通達情理、知進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視近利、欺下瞞上、逢迎攀緣、曲躬諂媚。
所謂「世事通達皆學問」,人間何處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你看!紅花必須要有綠葉的陪襯,才能顯得出整體的美感;明月也必須要有眾星的點綴,才可以表現出夜色的美麗。「被領導」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被領導者」能做得稱職中矩,將一己融入別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擴大自己,成就自己。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