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佛教從印度到中國，乃至到韓國、日本和越南，兩千五、六百年來，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但是在一百年前，日本佛教由於明治天皇時代實行維新政策，並且為了增加人口，以從事對外擴張，所以對於佛教的出家僧眾，用種種的壓力，使他們娶妻吃肉，從此之後，日本佛教漸漸轉變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風氣。因為他們是專業的寺院經營者，所以仍被視為僧侶。到了二次大戰之後，韓國也出現了在家的佛教教團，迄今為止，韓國就有出家和在家兩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實。我們中國以及香港、星馬和北美地區，也漸漸有了獨立的居士佛教組織。他們雖不反對出家僧團，也不一定做為出家僧團的外護者。當然，由於一向的標準觀念，居士不能代表僧寶，所以還沒有人以居士的身分，名目張膽地接受信徒的皈依。然而，這種現象還能夠維持多久而不變質？這需視出家僧團弘法力量的強弱，以及人才人數之多寡而決定。如果僧中無人才，無能領導四眾的弟子，則中國佛教轉為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時日不會太遠。
在佛的時代，以及佛涅槃後幾百年中，僧中龍象輩出，在家居士依止僧眾修學佛法是正規現象。到了大乘佛教抬頭之時，就有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觀念出現，比如《維摩經》的維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明末之後，居士佛教也漸漸抬頭。民國初年以來，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師多以居士為攝化物件。想其目的，也在於與其讓居士脫離僧眾，不如以一代大師的身分，專門攝化他們為三寶弟子。今後的僧眾是否能夠維持傳統的地位，要看僧眾之中是否有人能夠感化居士，攝皈其為三寶弟子。
據我所知，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雖然也學佛，但不請求僧眾舉行皈依三寶的儀式。因為在《六祖壇經》裏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致使一般自視較高的居士，不願向僧眾稽首頂禮，自稱弟子。另外，根據淨土教典，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寶作為條件，雖然《觀無量壽經》主張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具足眾戒，但是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沒有規定要受三皈，只要臨命終時，懇切持念阿彌陀佛名號即可。
當然，中國是以儒家文化思想為正統的形式，歷數千年而未嘗衰竭。信佛而崇儒，或崇儒而信佛，都是抱著和僧眾為方外交的態度，雖然曾經有過皇帝、皇太子、宰相、大臣，如梁武帝、則天武後、唐宣宗、張商英等，對大德高僧執弟子禮，但總是少數。因此，歷來中國佛教信徒雖然很多，真正皈依三寶，稱為三寶弟子的比例卻不多。佛教主張依法不依人，教團以三寶為中心，不以特定的個人為物件。但是中國人一向持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觀念，以人為重，以法為輕，若有學行俱優、智慧與慈悲並重於世的高僧出現，自然形成以僧寶為佛教中心的局面。
不過，今後的情況可能更為艱鉅。因為面臨科學文明、民主思潮、自由情執，要使僧眾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與皈敬，必須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價。其實，是不是能夠保持僧寶為佛教的重心，應該不是問題。如果重視僧才的培養、儲蓄和適當的應用，僧眾因為沒有家室之累及世務之縛，無論在學問和修持，智力和悲願，平均應該優於在家居士。我們不必為將來誰是佛教的重心而爭論、擔心，但看我們僧眾對未來社會的前瞻和因應，能否掌握住不變隨緣的方向而定。